学人说｜1111专稿：“光棍节”里谈“光棍”
11月11日，因为四个1，竖在一起，就像光秃秃的树枝，套用英文词bare branches, 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光棍儿”了。于是，这个本没特殊意义的日子，在中国语境里被发明成为了“光棍节”。
在消费狂欢的同时，夫人也希望各位不要忘记“光棍”这个词的本来含义，保有一份个体之外的关注与关怀。今天，夫人特别约请武汉大学珞珈青年学者、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撰文，为大家奉上一篇“1111专稿”，分享他对于“光棍”这一群体的关注与研究，深度分析农村“剩男”问题形成的特殊机制。
撰文：刘燕舞
责编：钱岳 靳永爱
每年的这个日子，一头几乎是全民消费日，像淘宝、京东那样的电商，在这一天之内就是好几百亿人民币的购物狂欢，而另一头，对于没有娶到妻子的农村成年男子来说，真可谓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个中凄苦，只有他们自己深知。
2009年初，我到云贵高原的一个村庄驻村调研。有一天，我决定到这个村庄海拔最高的村民小组去访谈，早上9点出发，到达目的地时，已是下午4点。几个小时的爬山，屁股发酸之余，给我最大的震撼是，光棍之多，超出想象！
村民戏谑，“只要是母的，猪婆也愿意要！”（虽然，我不认同他们这种嘲弄、评价女性的语调，但是，这里还是还原了村民的原话，以便于理解）这句话的背景是，村民对一位光棍汉不知道用啥手段“弄”到了一个“老、丑、黑、病”集于一身的缅甸妇女的“同情”性理解。
2012年国庆，连绵起伏的幕府山下，我在一个村庄调研，多起光棍被骗婚的惨剧，让人唏嘘。一位中年男子东凑西借，终于娶到一个手臂上纹着“左青龙，右白虎”而脸蛋“就像粉墙一样刷了一层又一层”的中老年妇女，“恩爱”半月后，“伊人”不见踪影，光棍的母亲几近哭瞎。另一光棍则在花了1.7万的“彩礼”“买”了“老婆”后，不到一月，“老婆”消失。
2013年末，我在湘中一个村庄调查了解到，2008年冬，大雪袭湘，一位老年光棍无依无靠，在冰冷的雪夜中上吊自杀身亡。
2014年暑假，当我来到广西北部一个村庄调研问及光棍时，两位光棍汉兴奋地问：“你问这个干什么？中央要发老婆了吗？最好像粮食直补打卡一样，空投到户！”周围村民一阵哄笑，笑声背后，无尽苍凉。
显然，农村光棍问题目前已是一个严重的全国性问题，特别是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区域，这一问题更为凸显。一个行政村中，30岁以上的未婚男子，动辄几十上百人，这样的村庄并非少数。全国农村目前光棍数量在2000-3000万之间，这意味着平均每个乡镇有500-750个光棍！平均每个行政村有30-50个光棍！
严重的光棍问题必定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风险。
第一个社会风险是指向光棍群体自身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弱势群体。年轻时的性需求无法得到正常的满足，年老时在养老需求上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在村落社会中，他们还会遭到各种文化排斥和社会排斥。
而且，十分令人忧虑的是，1975-1985年间出生的农村未婚男子占到了目前农村光棍群体的一半以上，可以说，当前的五保供养水平将完全无法满足这一群体进入老年后的需要。
电影《光棍儿》剧照
图片来源：豆瓣
第二个社会风险是指向光棍群体以外的其他人的。例如，拐卖妇女所引发的大量犯罪。
当然，这两大社会风险也是相互的，如贩卖妇女案件中，光棍可能是施害者之一，但在婚姻诈骗案件中，光棍则是受害者。
作为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村光棍的形成有其特殊机制。
从纵向看，农村光棍的大规模上升是1995年尤其是2000年以后的事，而之前的光棍数量基本维持在相对规律的水平上。
从光棍形成的直接因素看，因为智力障碍或身体障碍而造成的无法成功婚配的现象一直比较稳定，而因为历史成分的身份识别而导致的择偶困难则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前。
但是，因为经济困难而择偶困难从而导致光棍产生的则是1995年以来的最主要的因素。支撑这一因素产生作用的，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婚姻圈变成了婚姻市场。
表面上看，传统时期也好，现在也好，都是“婚姻圈”，实则不然。传统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因为劳动力的市场边界没有打开，男女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内部循环，这种情况下，要嫁的总要嫁，要娶的总能娶。劳动力市场边界开放以后，随着农民务工潮的兴起，传统意义上的婚姻圈实际上是个婚姻市场了。
有市场就有流动，有流动就有分化，有分化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差价，有差价就会产生最终的不平等。
第二，婚姻资源商品化。
人的流动，进入劳动市场里，就是一种劳动力资源的商品化，进入婚姻市场里，就是婚姻资源的商品化。
婚姻资源一旦商品化，最终必定会体现在价格上。因此，原有的礼仪性质的彩礼制度及其文化体系，就越来越演变成赤裸裸的交易规则和赤裸裸的要价体系。
例如，当甲方嫁女，丙方给了10万元彩礼时，乙方嫁女，如果丁方只给1万元，乙方比较之下就会质疑“难道我家的就只值1万元吗？”于是，彩礼及附着于彩礼之上的婚姻消费，一路攀升，节节走高，各种说法开始涌现，并以群众语言的方式流传起来朗朗上口。原有的诸如“四季发财”（4000元）、“六六顺”（6600元）、“八八发”（8800元）、“万里挑一”（10001元）等相对还有点“规则”可言的价格，则在晚以近来的“万紫千红一片绿”（1万张5元面值、1千张100元面值和不设定数目的50元面值的人民币）下，完全失序。
那么，问题来了，谁能支付得起，谁就入局，谁支付不起，谁就出局，出局者，出局时间长了，就是光棍了。
第三，贱农主义的“合法化”。
在婚姻市场领域，贱农主义，就是指以嫁农为贱的一整套话语体系。例如，“凤凰男”的说法。但是，人家好歹还算个“凤凰”，非“凤凰”者，连被蔑视的资格都没有。
贱农主义的实质是资本至上，赢者通吃。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谁愿意“下嫁”底层，就难免被讥讽为“你怎么嫁了个农民？”
相反，资本顶端的那些人，高调秀“恩爱”，高调秀天价“婚礼”，而后又高调秀“分手”，这些“高调秀”充斥着荧屏和媒体，反过来也加深了底层对资本顶端婚姻的不切实际的憧憬和幻象，并使得不利于底层的“贱农主义”更加进一步的合法化了。
第四，非单纯的人口问题。
有些观点说，农村光棍的形成是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调所导致的。
实际上，这并不符合目前的情况。我国出生性别开始失衡是1980年代后期，比较严重失衡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也就是说，受出生性别比偏高影响的那批男性，年龄最大的也就30岁，还不是目前“光棍”的主力军。当然，随着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长期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导致的过剩男性逐渐进入婚姻市场，某种程度上会加剧“婚姻挤压”，从而加剧光棍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看，农村光棍问题主要还是经济因素导致的。
在“向下婚”的婚配模式下，农村的“丁男”在婚姻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最终被剩下。而198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双向非对称性人口流动，尤其是女性向外流动，她们在婚姻市场上有了更多的机会“向上婚”，使得农村经济条件差、能力差的男性选择机会更少了。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光棍问题本质上是个政治经济学命题，而非单纯的人口问题。对于前者，短期内很难改变，对于后者，政策或制度调适，就可以缓解甚至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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